鄭永年:中國有能力搞好“一帶一路”

發布時間:2016-05-19

一、“一帶一路”必須搞 

“一帶一路”戰略,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,也是世界外部經濟失衡的環境要求。 

1、中國的內在需求

絲綢之路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機部分。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,改革是指對內,開放是指對外。開放,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重要的一部分。早期的開放,是對西方發達國家,無論是引進技術,還是出口中國鋼鐵等,80年代“大進大出”主要是面向發達國家。而現在,需要新形式的開放,因為我覺得中國缺乏新經濟增長的動力。中國現在是人均GDP為7500美金的中等收入經濟體,中國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提升為高等收入經濟體。世界銀行根據二戰以后一百多個國家的情況來看,只有十幾個國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險境,成為了高收入國家。

2、外部原因

2008年金融危機,世界經濟失衡,中國作為一個最廣泛的發達國家能為世界做些什么?中國現在的國際環境不好,西方對中國搞貿易保護主義,怎么辦?13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,能否從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的水平,這個是世界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。

更重要的是,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,能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做什么?這個問題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了。“三個世界”這個是世界上的大工程。這不是經濟學,而是國際戰略意義的表述。無論是國際的經濟戰略,還是中國自己本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,我認為中國必須走“一路一帶”。

習近平中國十八大以后,中國的外交格局基本形成了。我把它稱為“兩條腿一個圈”。第一條腿,是和美國;第二條腿,是和新興發展中國家;“一路一帶”;核心就是周邊國家,這一點非常重要。因為中國復雜的地緣環境。美國的地緣環境非常簡單,北邊加拿大南邊墨西哥,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非常依賴美國。而中國周邊幾十個國家,非常難,不好走。所以中國周邊的這些東西,怎么做,做好,這對中國來說是艱難的路子。

那么這就是中國絲綢之路整個的國際大背景。

二、“一帶一路”中國有能力搞 

中國有能力發展“一帶一路”戰略,原因有三:一是中國資本過剩,二是中國產能過剩,三是中國技術過關。 

我說美國有三大負擔:一大負擔就是美國要做世界警察,是要放錢的。第二就是美國搞聯盟,和日本和菲律賓,都有負擔。第三個負擔,就是民主。中東的秩序,例如埃及和伊拉克。美國建立起來的不是美國想要的民主秩序。以色列政府基本上不相信美國了。美國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,美國要重返亞洲,它以什么樣的東西回報亞洲?二戰以后,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都是世界最強。但今天的美國除了軍事上還是最強大的以外,其他方面就沒有。

黎巴嫩金融危機以后,美國的資本走向哪里?美國政府沒有影響力。資本還是走向自己歸去的地方。美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調整,就是美國政府TPP,當然中國不用怕。

美國的資本還是資本說了算,華爾街是不會聽白宮的,這一點大家要清楚。以前馬克思的觀點,國家是資本主義的代理人。現在我覺得跨國公司實際上是全球公司,它不屬于任何一個主權國家。當然這是另外一個我們要思考的問題。所以美國沒有能力做,歐洲更沒有能力做。

1、資本過剩 

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,我想最成功的一點,就是從八十年代高度資本短缺的國家,到現在資本過剩,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資本過剩怎么辦?肯定要走出去。現在西方總是懷疑的態度,看著說“中國政府”怎樣怎樣。資本走出去是根本,政府只是支持力量,起到順水推舟的作用,資本才是最偉大的。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,也是資本推動的。 

2、產能過剩 

第二個,就是中國overcapacity,產能過剩。國內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建立完備了,東部和中部,都建立的差不多了,西部還有一些空間可以建。例如鋼鐵、水泥,這些過剩的產能去哪里?必須找到出路,這和西方以前一樣,過剩的產能需要開辟新的市場,資本需要投資的空間。

3、技術過關 

絲綢之路除了傳統的貿易投資以外,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。中國是當今世界,最具最高能力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。中國自己知道,經濟發展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。“一路一帶”,除了像新加坡這樣少數的富裕起來的國家,其他都是發展中甚至貧困的。看看東南亞和中亞的國家,他們這些經濟體都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,中國的過剩的產能、資本和基礎設施建設技術都是這些國家所需要的。所以中國成立的亞投行,基礎設施的建設,互聯互通的建設,光這一項就幾千億的缺口。西方沒錢、歐洲沒錢,中國有錢。中國老百姓的銀行里有很多錢。但是我覺得中國大部分的錢不叫資本,叫現金。你想,存在銀行里。美國搞量化寬松,歐洲和日本也在搞。所以中國的人民幣,價值的不取決于中國本身。美國都搞Q1的話,中國人民幣價值又低了,歐洲日本也搞,你怎么辦。所以中國要把那么龐大的現金,轉化為資本,要走出去。這是必須的,中國有能力。 

三、“一帶一路”不好搞:諸多挑戰

這個項目不好做,有很多挑戰。 

三類國家對中國的一帶一路表現出不同態度,有支持的(發展中國家)、有反對的(既得利益國家)、持懷疑態度的(如澳大利亞、韓國、印尼)。

1、反對派 

既得利益國家是反對中國的:美國,日本這樣的既得利益。中國作為一個新的利益,對既得利益國家造成了威脅。中國改革開放基本上走過了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80年代,請進來,中國開放國門,和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不沖突,把自己的市場開放給國際資本。第二階段,90年代,中國講接軌,加入WTO。接軌意味著中國改變自己的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,這也不會發生沖突。從本世紀初開始,走出去,就要發生沖突。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,東南也也好,美國西方也好。所以你進去肯定要發生沖突,絲綢之路和亞投行。所以我想這個反對派,是很容易理解的。 

2、支持派 

和反對相反的是,廣大的發展中國家,是支持,因為他們需要發展。尤其是那些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很低的國家,他們大力需要發展。西方不給他們錢。現在西方的一個問題是,西方的資本也不少,但是為什么不能去呢?我是覺得西方的政治阻礙了資本的流動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、世界銀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很多條件,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、宗教,西方本身在早期發展的時候,從來不講這些,但是等他們發展后,開始講這些東西。這就是雞和蛋的關系,我沒發展,如何講人權和自由?西方說,這些附加條件,這使得很多的資本到不了這些所需要的發展中國家。所以這些國家特別希望。中國并不是毫無條件,中國有條件,但不像西方那樣過分政治化的條件。所以這些國家是非常支持中國的。

3、懷疑派 

那么中間呢,是對抱懷疑態度的。一種是受到美國的壓力,像韓國,它本身其經濟體與中國非常整合,但它也不好公開表態,因為美國是它的戰略同盟。澳大利亞也是,受美國的壓力。而另一種,有些國家,像印尼,對中國到底要做什么,大家不清楚,抱有懷疑態度。當然這和中國做的不夠也有關系,“絲綢之路”說到現在也有一年多了,具體方案卻沒說清楚,但是究竟是怎么。我們的知識儲備不足,人家不了解我們。

所以,這是三個類型的國家對中國的態度。

另外我覺得,中國的絲綢之路,有很多考量,現在決策就是細節不夠。“絲綢之路”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,這對很多國家來說是比較麻煩的。當時我們和越南人說,修云南到新加坡的高鐵,越南人說為什么要在我的國土上修?這個不是一個經濟規劃的問題,而是國家安全的問題。像菲律賓、越南,和中國有領土主權糾紛問題,所以你修基礎設施,他們會懷疑中國是不是對其國家安全產生影響。包括斯里蘭卡也是,科倫坡的港口讓新加坡管理,那沒問題,因為新加坡國家小不會對其產生國家安全的問題,印度也不擔心。但是中國一接手,情況就不同了。緬甸也是一樣,大規模的項目,但是都用環保不合格來評估,所以和曉西教授建議發展green economy。

還有,一路一帶的國家,盡管很窮,但是他們的政治比較不復雜。這些發展中國家,贏求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力量。只有兩種力量是國家性的力量,一種是宗教性力量,一種就是軍隊。但是宗教力量統治國家沒有合法性,所以埃及失敗了。但是對這些國家來說,最有效的統治就是軍人假裝貧民。泰國也是一樣。好多政黨政治,在很長一段時間,是西方的整合力量,但現在也不行了。很多發展中國家,政黨政治面臨分化國家的威脅。也有發達國家在講civic society,非政府組織NGO。但NGO比政黨更分化,但我們根本找不到哪一個國家的NGO能主導國家的政治。

盡管這些經濟不發達,也不民主。但很多國家NGO很發達,即使反對黨沒有公開,但實際上也是存在的。既然如此,西方就很容易影響這些國家,包括柬埔寨,洪森還是很專制很集權的,它的反對力量也在。 

越南也是一樣,越南也是共產黨統治,中國方面要借鑒越南的黨內民主。但是我跟越南朋友交流,下一次亞洲如果要發生顏色革命,是不是就是越南?越南是很麻煩的一個國家。因為它的高層的話,四駕馬車,總書記、總理、國會、國家主席,四駕馬車背后是不同的經濟寡頭,有些是親美的,有些是親中國的,這很麻煩。越南海外的反對派力量很強,國內反對派的力量也強,就像領導人不團結。 

所以中國,即使總體上,發展中的社會希望關聯中國的絲綢之路,但是真正落實下去,也是很麻煩。西方制度比較健全,是透明的體制,西方以國家安全的名義,不讓中國出去。而這些發展中國家,制度化程度非常低,也不透明,國家腐敗,做生意的人就比較麻煩,我和這一個總統簽個協議,下個總統上來了就不承認了,這就不好做。 

四、我有信心”一帶一路“能搞好 

即使面臨諸多問題,我對“一帶一路”戰略還是有信心的。為什么有信心呢?一個是我剛才說的客觀需要,世界還是要發展的,發展還是主題,尤其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。不用說非洲這樣的國家,東南亞國家也是很窮。我們的新加坡是個富裕國家,我們總感覺到很不安全,因為旁邊都是窮國家。”現在只有中國能幫助他們。我們是最強大的金磚國家,其他四塊磚加起來,沒有中國這一塊磚重。所以,發展中國家中,只用中國才能這樣做。

1、自由貿易的“朝貢體系” 

對于中國來說,對中國來說,怎樣探索新型的國際合作的路子?中國提出了很多漂亮的口號,例如睦鄰共同體。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怎么樣,我覺得看中國的未來就是看中國的歷史。中國以前比較成功或失敗的也好,就是朝貢體系,應該給它平反。從梁啟超先生開始,對它開始批評過多。但是我覺得朝貢體系實際上是一個自由貿易體系。和英國人開玩笑,英國打開中國大門是鴉片戰爭的堅船利炮,而朝貢經濟之下,小國家要打開中國的大門,要扣頭的。那么大個國家,你扣幾個頭就好了。英國人來了以后,主權國家覺得有失身份,其他國家都沒有感覺扣幾個頭丟臉。只是中國自己做的太吃虧。中國和東盟,自由貿易區,那么短時期內能做好,就是類似朝貢體系的,對東盟帶來很大好處的。比如新加坡本身富裕起來了,如果旁邊的國家不富裕呢,也沒有安全感。 

中國做到可持續發展的話,“富鄰”是很重要的。你富裕起來了,其他國家沒富裕,那誰買你的商品呢?只有當其他國家也起來了,可以大量買你的商品了,你才可持續發展了。 

2、中國的“馬歇爾計劃” 

中國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性的,這一點我更加自信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非常開放,這很好。中國是主體,是開放的,inclusive,絲綢之路也可以成為中國的“馬歇爾計劃”,而且要比它做得更好。實際上,“馬歇爾計劃”對復蘇歐洲經濟非常重要,沒有馬歇爾計劃,西歐經濟不會那么快復蘇。但它是排他性的,不向東歐國家開放,才形成了后來的美蘇冷戰。所以我覺得中國的“絲綢之路”要做得非常開放,越開放越好。技術上如何安排,又要主導,又要人家來參與,我想不難。因為這是中國所需要的,開放性,并且開放性還可以減少成本。

3、汲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 

我們可以像英國學習,它有很多經驗。中國改革開放走出去也就是十幾年。中國要少交學費,就要學習大國的經驗。中國這方面大大欠缺,要謙虛,要開放。有些東西政府資本為主,不僅僅向國外的企業開放,也向中國的民營企業開放。中國的民營經濟走出去非常快,很成規模。所以,政府如何搭臺,讓民營企業、外資企業走出去,這個非常重要。資本的構成非常重要。

還有一點,中國要學習西方失敗的教訓。西方老殖民地主義,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是血淋淋的歷史。應當把“絲綢之路”做得不僅僅作為經濟項目,更應當做成一個國際治理的項目,或者說至少是一個區域治理的項目。我們現在的國際秩序,前兩天基辛格先生也在這邊,現在我們看到的秩序,都是現代西方發展的結果嘛。但我們東亞的秩序,尤其是東南亞的秩序,完全美國地緣政治延伸的產物,西方的秩序延伸到東亞。但是隨著美國的衰落,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就下降了。但中國的崛起,影響力更大了。 

上次臺灣方面找我們探討國際空間的問題,想找除中國之外的國際空間。那我說,這個世界上哪能找到除中國之外的國際空間啊,到處都有中國。所以我說臺灣的生存發展,一定要看中國的地緣政治。以前臺灣看美國,那是冷戰的地緣政治延伸的結果。現在中國崛起了,臺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的一部分。新加坡就很聰明,把中國的國際空間看做是自己的國際空間,就共贏。在中國,地緣政治的擴張,主要是資本為前提。我們首先要考慮到中國的區域秩序、甚至國際秩序,這個很重要,不是說我們要搞帝國主義。你成長起來以后,自然而然會成為秩序。首先是資本秩序,政治、戰略的秩序緊隨其后。這不是中國要搞帝國主義,而是一個必須考慮的,如果自己走出去的利益得不到保護,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來。中國實際上很聰明,我不反對這個秩序,我加入這個秩序,但是順著這個秩序往上爬,遇到瓶頸了。但中國也不是說要從現在的秩序中退出來,中國還是要和西方交往的。新型的大國關系,中國對世界銀行的貢獻會越來越大。同時也不要忽視自己的秩序。 

國際關系里面,有一個定律,如果你不去追求就自己的利益,不把自己國家利益最大化,最后要受到懲罰。就是這樣一個道理,中國要追求這樣的道理。在中國,區域秩序做好了,昨天王毅部長也說,中國應當對世界的國際秩序有很大貢獻。怎么貢獻?兩條腿,發展中國家區域秩序的腿,另一條腿,對發達國家也會硬起來。 

我是非常敬佩李光耀先生,他說過,這個世界,你不要管人家怎么看,只有你成功了,人家才向你叩頭。世界才認可你。從某些方面來講,我不相信軟力量。硬力量的軟用,就叫軟力量。美國的航空母艦是軟力量嗎?所以軟力量必須建立在硬力量之上。中國已經到了大量的資本過剩,要走出去,要建立資本秩序,國家必須有所作為。所以昨天《金融時報》采訪我說:“中國最近政策太aggressive。”我說不是,中國政府做什么,什么都沒做,那為什么是aggressive。 

中國威脅論,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威脅。中國如果真正對這些國家有威脅了,反而沒有威脅了。美國到處去威脅人家,人家說美國有威脅嗎?中國還是要看看現實主義一些。為什么大家不相信中國而相信美國?美國這個國家是行動主義導向的,有時候做錯事有時候做正確的事,有時候打勝仗有時候打敗仗,美國是敢說敢做的,這個大國是經過多次考試的。而中國卻一次考試還沒參加過。例如和越南的沖突,小沖突沒問題,鄧小平先生早就說了,擱置主權爭議,共同開發。為什么沒人理你呢?如果中國早30年開發,就什么威脅都沒有了,就是沒開發嘛。

應該重視行動。要實事求是,隨著資本出去了,國家也必須走出去。現在我們的結構搞得不好,既借給人家錢,人家還不高興,我就覺得很奇怪。這是有問題的,中國的資本和美國的資本和日本的資本,有什么區別呢?資本就是資本嘛。這就是為什么亞洲基礎設施銀行。英國就加入了,道理很簡單嘛:對什么都可以生氣,但是不要對“錢”生氣嘛。只有自己有信心,就是可以做好的。中國總是不自信,錢就用的不好。 

柬埔寨等周邊國家的人抱怨,日本韓國比較禮貌,中國的話,哪怕廣西云南(出訪),要人家總理接見、部長接見,人家很煩,拿中國人的錢,喂狗去了,這個就不好,是吧。所以國家安全領導小組,我希望它馬上能啟動起來,因為中國的外交角色太多,國防部、外交部、商務部、地方政府、國有企業,行政級別都差不多,誰也不聽誰,是吧,就稀里糊涂地出去了。所以我建議,絲綢之路,國務院必須有一個領導架構。美國有一個國際發展署,中國必須有一個國內的領導架構來來整合這些東西,不然的話,國家利益出去就回不來。真的要學。

而且中國的資本,一方面要開拓海外市場,另一方面,在海外賺的錢,如何讓中國人民獲益呢?這非常重要。尤其是我們出去的國有企業,但是現在國有企業里面很復雜,國企老總跑到另外一個國家設立個自己的公司,賺了錢就放在我自己的國家,虧了錢就放到國有企業。企業走出去,要學習國外企業的稅收制度,但這個沒人想。 

所以我覺得中國的“一路一帶”要做起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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